冲破禁锢

　　北京女高师在西单石驸马大街，据说是清末慈禧太后命令拨款盖的。大门为铁制，高而且大，门内是一小天井，天井后有三座两层楼房，第一座是校长、教务长及男职员办公室，第二座为教室。第三座楼上是学生寝室，楼下为学监办公室、自修室和大饭厅。楼房漆成红色，故亦名“红楼”。当时校长为前清举人方还，学监为留日归来的杨荫榆，学校一切规则都由他们两人订。校规极严，如学生必须住校；周末下午回家必须家长来接，学生一律穿草绿色布的衣裙制服，梳一把抓的高髻，白袜黑鞋，违者记过，记过三次者开除。

　　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只许男子入学，后来才办女子师范一所，该校附属的国文专修科，是大学性质的。过了两年，北京女子师范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改为国文部，我是该校的第一届毕业生（1922年毕业）。

　　我班同学约四十人，1917年入学，除在北京招来的十三人外，其余都是由各省教育厅保送入学的。初入学的时候，虽然大家都有逃出封建家庭升入高等学校的一番喜悦，但一年住下来，门禁森严的看守，校长严厉的监督，学监日夜的检查，桐城古文的习作，一切的一切，全然不合我们这些青年的理想和要求，且引起了我们极度的反感与苦闷。大家都说：“与其窒息而死，不如吐气而生。”于是，请求校长撤换班主任戴礼（旧文专修科主任，一个老朽妇女）和陈树声（讲桐城派义法的老朽）的职务。校长知道众怒难犯，不得已另请北大哲学部毕业生陈中凡老师为主任。陈老师是蔡元培的学生，继承“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把北大哲学部、国文部的老师多半请到我级任教。李大钊、胡适、刘师培、黄侃都是我们那时最钦佩的老师，他们给禁锢的女高师带来了清新的空气。记得李老师在一次上课时，大声疾呼：“马克思主义给妇女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只有社会性质改变，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将近考试时，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论文题目：《论妇女解放》。到评卷时，他挑选我作的一篇离经叛道的文章，送到女高师校刊去发表。

　　当时的社会，看不起俗文学，看不起艺人，大家对此很反感。戏剧是俗文学，我们决定当戏子演戏，来抵抗社会的恶习。《孔雀东南飞》话剧是五四运动后我班同学的集体创作，以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为底本，改编为五幕剧，发表在陈大悲主编的《戏剧杂志》上，并借教育部大礼堂公演四天。演员由我级同学担任，冯沅君扮焦母，孙斐容扮焦仲卿，陶玄扮刘兄，陈定秀扮小姑，我扮刘兰芝。导演者就是我们最敬爱的李大钊老师。《孔雀东南飞》的剧词缠绵悱侧，许多观众看了都流泪不止。我在台上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仿佛觉得自己就是刘兰芝，就是无数被封建礼教害死的妇女冤魂。《孔雀东南飞》虽然是一出历史剧，但在当时演出，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胡适老师教我们中国哲学史，讲义是用崭新的白话文写的。我们过去一直作文言文或骈文，认为只有俗文学的明清小说才用白话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经他在课堂上分析、鼓吹，我们从1918年起就不作堆砌词藻、空疏无物的古文了。“五四”运动后，我渴望能看到全部《新青年》杂志，有一天，我和同学舒之锐到南池子胡适老师家借《新青年》，看门的领我们走上正房的第一间，门外挂着“来访坐谈不得超过五分钟”的小木牌。进书房后，他正在伏案写作，我们说明来意，他很爽快地把书橱里的全套《新青年》取出来，我们立刻告辞，他说：“女学生不在此限，多坐一会。”回校以后，我一口气从第一卷读到末卷，顿觉头脑清醒，眼睛明亮，好像从“子曰诗云”的桎梏里爬了出来。

　　李超之死

　　1919年秋天，我班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大事———同学李超之死。她是广西梧州人，父母早亡，父因无子，以弟之子为子，作为他家继承人。家产丰厚，都掌握在继承子的手里。李超从小就有志气，勤奋自学，梧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立志到北京深造，于1918年秋考入我班旁听生，一学期后，改为正科生。她平时很少和同学交谈，总是愁眉不展，引起了世瑛和我的注意，主动和她谈天，问她有什么困难，话没说完，她就唏嘘地说：“哥哥嫂嫂要我停学回家，已代我找到……素不相识……丈夫……”说着泣不成声。从此，她以我们为知己。有一天，她又哭着说：“哥嫂不但不借给费用，还阻止亲戚的支援。我的姊夫欧寿松很好，帮我不少钱。”并取出《答欧信》见示，中一段云：“吾家虽不敢谓富裕，而每年所入亦足敷衍。妹年中所耗不过二三百金，何得谓为过分？况此乃先人遗产，兄弟辈既可随意支用，妹读书求学乃理正言顺之事，反谓多余，揆之情理，岂得谓平耶？静思其故，盖家兄为人惜财如璧，且又不喜女子读书，故生此闲论耳……”我们读后，愤慨异常，正计划筹助的策略，可是不见她到教室上课，原来是生病了，吐血。经医生检查，断为肺病，住院治疗，至八月，竟与世长辞。身后事由她的同乡料理，最后她哥哥来信说：“妹子至死不悔，死有余辜。”

　　是年冬，我校同学举行李超同学追悼会，参加者除我校全体师生外，有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和各校的代表，还有陈独秀、胡适等老师。学校到处都贴满挽联，讲话的人很多，陈独秀老师激昂慷慨地讲：“李超同学已经在旧礼教的压迫下牺牲了，今后我们一定要继续对旧礼教作无情的斗争，妇女才能得到解放……。”接着，胡适老师发言，大意是：“我提出几个问题请大家讨论：家长族长应不应专制？女子应不应受教育？女子有无承袭家产的权利？……”后来他写了一篇《李超传》，已收在《胡适文存》里。

　　李超的死和追悼会，给我班的刺激很大，激起了反封建婚姻的怒潮。冯沅君同学带头和儿时在河南订婚的未婚夫退婚，其他同学纷纷响应。

　　学友沅君

　　我初见冯沅君是入学那年深秋，我们正按班级进饭厅吃午饭，刚坐下来，忽见杨荫榆学监领着一个同学进来。她穿一套蓝条土布裤褂，辫梢系了根红绒线，一直拖到脚跟，三寸金莲，慢慢走到我们桌边。杨学监说：“她叫冯淑兰（沅君原名），从河南来的，迟到了十几天。”那天正是我当值日生，便向她点点头，饭后，又领她去看墙上挂的饭厅规则。她微笑，也对我点点头。

　　我坐在第二排第二位，她正好坐在我背后，所以她读什么书我都知道。她特别喜欢吟哦《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一遍又一遍地朗诵、回味，我被她引诱，也读了这两篇。有一天，我们谈起李清照，沅君说：“我佩服李清照，有才华，又爱国，《漱玉词》是真情实感的歌唱，使人百读不厌。她和赵明诚结婚，是一对理想的志同道合的伴侣。嘻嘻！”后来，我们从北大（时其兄友兰在该校读书）打听到她幼小时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订了婚，所以她暑假从不回去。她憧憬李清照夫妻生活，不是没有原因的。

　　“五四”运动爆发了，我们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队伍走到大门口，谁料大门被校长锁上了。同学们高呼：“向后转，从后门出去！”游行归来时，只见陈中凡老师和图画科主任吕凤子先生站在门口，对同学说：“我们辞职，辞职！校长说这次游行，国文科、图画科是中坚，都是我们两人指使的……”大家闻言，气愤填胸，冯沅君等人都说：“我们会对付他的，老师放心！”冯沅君执笔起草驱方宣言，列数方还十大罪状，印成传单发到各校，并寄给政府一份。政府无奈，只好撤方还职。

　　我们驱方成功，一面将“通知簿”、绿制服撕碎，一面打开校门，外校男学生可以到我校开会，我们也可以到他校参加活动。沅君和我参加了北大的罗素研究会、杜威研究会，在社交中，她认识了北大的李品清，经常通信。不久，罗素研究会开晚会，李品清邀请沅君和我参加。罗素和他的情人勃拉克也来了，在余兴时，勃拉克跳拉船舞，年轻貌美，博得热烈掌声。李品清紧跟着沅君，面带笑容，殷勤备至，我也沾了一点光。后来听北大学生说，李学问很好，为人正直朴素，只有一个毛病，好打麻将，常通宵不眠，致身体一天天坏下去。沅君知道后，就不和他来往。李经此挫折，体益不支，竟忧郁而死。这段罗曼史，同学均知之，陆侃如在《新文学史料》上撰写《回忆录》，说李品清是沅君表妹的情人，实乃张冠李戴。

　　女师“四公子”

　　“五四”运动后，我级出版《文艺会刊》，我写了文章和几首诗歌在该刊上发表，同学们多半都投了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苏梅（字雪林）《戏赠本级诸同学》长歌一首，其中一则涉及“四公子”：“子昂翩翩号才子，目光点漆容颜美，圆如明珠走玉盘，清似芙蓉出秋水（陈定秀）。亚洲侠少气更雄，巨刃直欲摩苍穹。夜雨春雷茁新笋，霜天秋淮搏长风（黄庐隐，自号亚洲侠少）。横渠肃静伊川少（程俊英），晦庵从容阳明峭（王世瑛），闽水湘烟聚一堂，怪底文章尽清妙。”我和庐隐、世瑛、定秀友善，四人志趣相投，学术相讨，生活相共，衣服相同，时人称为“四公子”。毕业后，庐隐写了《海滨故人》短篇小说，其中露沙系自指，云青、玲玉、宗莹，是分指世瑛、定秀和我三人。它体现了“五四”以后女学界的自强不息和争取婚姻自主的精神。

　　1922年夏，我级毕业。请了校长、老师在大礼堂前合照，参加者有李大钊等。我和庐隐等四人坐在第一排，穿同样衣服。这张照片，藏在李老师的纪念馆里。拍照的那天晚上，我们四人在操场话别，谈今后工作的方向。庐隐说：“教师是我的终身职业，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一乐也。写小说是我的副业，‘齐家’是女子的天职，这就是我的狡兔三窟。”我说：“教育和齐家是我们四人相同的方向，庐隐写小说，我要研究古典文学。”世瑛、定秀也各谈了自己的抱负。不觉天已破晓，赶快收拾地上花生干果的皮壳，同到宿舍，取了行李，回到各人家里。庐隐到安徽某中学任教，定秀回苏州女师范担任国文教员，世瑛留在我校附中教书，我被级任胡光炜老师留校担任校刊编辑，兼市立女一中两班国文课。这时，我校已改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许寿裳担任校长，鲁迅在国语部任教，许广平初入学。后来听说化学部许羡苏同学和鲁迅亦有交往，时人称为“二许。”

　　摘自《程俊英纪念文集》朱杰人等编华东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4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