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它保留了人类历史上一段无比惨痛的记忆。这记忆是少女的，也是我们集体的；是一代人的，也是后世所有人的。它见证了人类可以恶到何种程度，也见证了善良和希望，即使是在暗无天日的密室，即使死亡的暴虐亦不能将其灭绝。

　　6月25日，安妮·弗兰克的瑞士表哥，82岁的伯恩哈德·“巴迪”·埃里亚斯（Bernhard "Buddy" Elias）将所藏25000份有关文件、书信和照片，永久借与阿姆斯特丹的安妮·弗兰克基金会，从19世纪以来的家族照片，直到战后与出版商的往来信函，均在其中，很多从未公开发表。

　　两场有关的学术座谈会也同时召开，议题涉及了《安妮日记》的文学价值与历史意义。

　　“以前，日记主要被作为历史档案加以研究。今天，其文学价值亦受到公认。”安妮·弗兰克基金会的发言人帕特里茜娅·鲍斯布姆（Patricia Bosboom）对德新社说，“安妮·弗兰克记下了所有少女都会遇到的事与难题，比如与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关系，但也写了她想让世界更美好的愿望。”

　　弗兰克一家曾十分富有，家族档案中就有德国皇帝给安妮的爷爷迈克尔的一份请柬。“这家人很有文学传统。”已花费两年整理档案的彼得·托巴克（Peter Toebak）对美联社说。

　　“他们讲四种语言。他们喜爱美术和戏剧。每当他们去听音乐会或看戏，就写下来。这些东西信里都有。”埃里亚斯回忆说，“我奶奶写得一手寓意深刻的好诗。”

　　安妮·弗兰克于1929年生于德国法兰克福，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随犹太家人逃往阿姆斯特丹。二战爆发，德军占领荷兰，弗兰克一家被迫藏身于密室两年，直到被举报，被捕，并被运至多个集中营关押。1945年3月，安妮因伤寒死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日记写于安妮避祸密室的那段时间，她的父亲奥托·弗兰克是全家唯一的幸存者，战后见到了女儿的日记手稿，竟也震惊。1947年6月，《安妮日记》终获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