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靠中国经济发展

　　漫步在今天的上海浦东陆家嘴区域，鳞次栉比的高楼里坐落着一家又一家的国内外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证券公司，聚集的金融机构之多令人啧啧赞叹。在这个缩影之下，上海正在向一个由来已久的梦想稳步前行——建成一座“国际金融中心”。这个梦想不仅仅属于这座城市，更是承载着推动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的一份历史重任。

　　回顾历史，上海曾作为亚洲的金融中心屹立在东海之滨，具有得天独厚的辐射优势。在上世纪9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从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提出了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任务。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十多年来，上海市政府在中央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取得了显著进展。

　　放眼全球，“金融中心”应当是交易成本最低、交易效率最高、交易量最大的金融资本、金融机构和金融信息的集聚地，同时要有自由交易环境、良好的金融传统和符合国际惯例的法律制度来予以保障。区别于一般性的金融中心，上海所要建立的“国际金融中心”将是能够支撑整个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金融中心。根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十一五”规划，预计到2010年一个颇具规模的国际金融中心框架体系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全球金融中心的崛起必然有一个巨大的经济体作为后盾，纽约是北美经济体，伦敦是欧盟经济体。而上海之所以要成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当然，金融中心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除了在金融开放与金融环境以及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的自发选择的推动的基础上，也需要政府政策的有力支持。相关专家认为，相对于伦敦和纽约通过漫长的市场竞争之后自然形成的金融中心，作为后起之秀的上海，更多地要在国际金融资源的配置当中，借助中国经济快速上升的力量，让上海更迅速地聚集国际金融资源。

　　面向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浪潮更加汹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发展对金融的需求日益扩大。无论是着眼于提高城市国际竞争力，还是着眼于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上海都必须加快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可以预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成将能促进中国金融体系实现现代化，在新一轮金融改革、开放中，让中国拥有更强大、更现代、更弹性的金融体系。

　　发挥要素市场优势

　　基于国家战略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而充分发挥上海自身的金融市场体系优势将是实现这一战略的“关键一招”。从“陆家嘴论坛”中，记者了解到，上海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思路非常明确，把建设的核心放在金融要素市场体系的建设方面，不但能够促进全国整体的金融业发展，同时也会和各地金融业的发展形成良性的互动。

　　不可否认的是，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政策支持将起到汇聚资源的导向作用，然而市场及各类市场主体仍将是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中坚力量。从目前全国的情况看来，上海的金融市场体系已日益完善，形成了以资本、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产权交易、再保险市场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金融市场的体系，整个交易规模也日益在扩大。许多全国性的金融机构的主要营运中心、交易中心、票据中心、离岸业务中心、守信评审中心、数据处理中心、研发中心等等，都已经纷纷汇聚上海。另外，上海也是外资最活跃的城市。资料显示，有众多外资银行中国区运营总部，合资、独资的外资保险机构，以及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已经落户于上海。截至去年底，本市主要中外资金融机构的数量已经达到了858家，集聚效应非常明显。

　　据悉，由于不少基金公司、私募基金公司、QDII，以及银行间短期头寸资金管理已经选择在上海落户，“资金与资产管理中心”将是上海又一个发展方向。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民财富积累的增多，在金融领域中这块业务的发展十分迅速。抓住这个机会，上海有望成为全国的资金与资产管理中心，而这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建立机制先行先试

　　相对于“国际金融中心”的标准，上海还欠缺些什么？除了金融人才、金融服务等软实力之外，不少专家也指出，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有效率的“机制”，借助浦东综合配套改革的契机，发挥创新的“杠杆效应”，不断改善上海金融业的发展环境。

　　众所周知，浦东新区是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首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因而，浦东自然也成了上海金融创新改革项目的落脚点。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内的多家监管部门，都将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放在浦东先行先试，包括资本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和商品期货市场等也都在浦东“安家落户”。

　　一些参与“陆家嘴论坛”的专家告诉记者，上海应当继续地推进完善市场化建设的进程，注意吸收国际上各个国家在建设金融中心和服务中心中的有效可行做法，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完善执法体系、中介服务体系，争取在“机制创新”上取得先行先试。比如说国家有一些政策、法律推出后，可能缺乏与这些政策法律配套的一些实施办法，而浦东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推出实施办法，进行配套，取得经验后再推广到全国。

　　虽然，同国际上的金融中心的标准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上海也规划了明确的发展路径，即先从人民币金融中心开始，逐步成为全世界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推进，这一宏伟蓝图终将逐步实现。

　　胡晓炼：

　　资本项目可兑换“先机构后个人”

　　央行副行长、国家外管局局长胡晓炼说，中国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需要立足于国情，要走符合中国特色的可兑换道路。逐步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发展的需要，但这一过程要有序、稳妥地进行。在实行可兑换的过程中，将依照“统筹规划、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分步推进”的原则，按照“先长期、后短期，先机构、后个人”的次序逐步展开。方式上采取先试点后推开的做法，根据实际需要和能力，把握节奏和速度。同时，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过程中，必须综合配套、协调推进。考虑到可兑换的实用性的工程，要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完善金融监管、加快金融改革，加强和改进宏观调控，还需要把防范风险放在突出的位置。

　　张晓慧：

　　利率市场化是不断放开管制过程

　　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张晓慧表示，从1996年正式开始的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是一个不断地放开管制的过程，但再往下走的话，每一步可能都会碰到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也就是“最疼的那一部分”。中小企业融资和农村金融的问题，是我们目前对利率市场化改革还未形成共识比较突出有代表性的两个案例。宏观调控时中小企业可能资金最紧，其风险如果跟优质大企业相比确实是高。如果按照风险来定价的话，给它定的利率就比较高。但这样的话，中小企业往往就会叫得比较厉害，它就觉得拿不到资金。所以这里有一个资金可获得性的问题。央行一直在找一个突破口，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货币市场。我们首先选择放开银行间同业批发市场的利率，但放开是需要条件的，即需要有法律框架来作为制度基础。

　　张育军：

　　不断完善市场现有大宗交易平台

　　上交所总经理张育军表示，要通过大力发展投资人，不断完善交易所已有的大宗交易平台，来推动我们国家资本市场的创新与发展。原有中国股票市场实际上交易的股份都是比较小批量、比较散的股权交易。投资人以个人为主，随着大小非的解禁，这对市场的冲击压力就显现。原来深圳、上海都建立了大宗交易平台，但对大小非解禁效果不明显。国外资本市场的两个基本特征值得中国借鉴，一个是机构投资者主导的市场、一个是活跃的大宗交易平台。根据当前大小非解禁，对机构投资、对改进交易的巨大需求，证监会出台了“大小非减持新规”，而上交所也随之发布了《指导意见》，目的是希望大力发展多个投资者，形成有效的功能和完备的机构市场，通过机构市场使大宗交易平台更加完备，更加有效率。

　　朱云来：

　　让市场学会管理和提高定价能力

　　中金公司总裁朱云来表示，监管机构不应该关心价格，这样的话市场才有机会真正去学习管理和提高定价能力。另外，还有另外的筛选机制，如果我们这个机构定价每次都错，最后投资者也不会选择我们，发行人也不会选择我们。有一些技术性的细节也不可忽视，比如说现有询价体系，找机构投资者去询价，他也给了你价格，但是发现最后市场价格跟他们给你的价都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机构在出价的时候，要被自身的出价所限定。当实际价格，最终定价出来以后，你要的价低了，出来的价高于你的价你就出局。否则询价的话都尽量往低压，他说只能出3块，但是5块也愿意买，最后涨到7块。如果没有能力就不要出价，出价就要承担结果。缺少一个很小的细节整个机制就没有作用了。

　　夏斌：

　　经济眼光看待主权财富基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认为，主权财富基金既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果，也是调整全球经济失衡的一种手段。因此，要以经济的眼光而不是政治的眼光来看待主权财富基金。根据有关机构测算，目前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总量不到养老金、公益基金、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的1／2，在全球债券市场中仅占2％，而且主权财富基金没有像对冲基金的杠杆效益，因而不要过分夸大主权财富基金的影响。相关国家要加强国内的结构调整，包括金融监管、金融深化，这是世界经济长期稳定的期望所在。在相关国家没有调整到位之前，主权财富基金可能是纠正有关国家交汇比率失衡的一个手段。对主权基金应该采取宽容、平和的心态看待，这是在特殊的环境下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余永定：

　　面对通胀需要坚定采取紧缩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认为，中国现在毫无疑问面临一场严峻考验，就是通货膨胀的考验。通货膨胀在中国是由于需求过多造成的，去年中国GDP增长率是11.9%，这个速度超过了潜在的增长速度，所以发生通货膨胀在所难免。尽管目前美国的经济可能出现衰退，这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放弃紧缩货币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从宏观经济调控的情况来看，首先中国必须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尽可能挡住一部分热钱，同时还需要汇率政策、对冲政策、利息率政策等多方面予以配合。在汇率方面，一条原则就是人民币升值的方式，应该取决于它对于通货膨胀、热钱流入、贸易平衡、经济增长等等各个方面的影响综合结果，不应该事先排除任何一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

　　史蒂芬·罗奇：

　　风险跨国传递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认为，在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金融业却相对不成熟。尽管近些年有了一些改革举措，但要实现功能全面化的银行体制和资本市场，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另外，中国尚不具备成熟的公司债券市场，让新冒起的私营企业能从资本市场融集所需资金。由于直接融资发展相对滞后，企业融资高度依赖银行体系，使得金融风险向银行体系集中，威胁到银行体系的稳健。美国经济面临转折与风险，经济波动突出，可能对世界经济格局和前景具有重要影响，直接使得国际金融中心的压力与风险上升。这既是对各国际金融中心的巨大挑战，同时也给予上海这样的新兴国际金融中心进一步发展的契机，有助于提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作用以及影响。

　　吴尚志：

　　国内发展私募基金尚存四大障碍

　　鼎晖中国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吴尚志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在促进私募股权基金（PE）发展方面已经做了一些积极的工作。首先，国内的股权分置改革为国内PE打开了推出渠道；《合伙企业法》的修改为合法融资与“乱集资”做了界定；私募基金行业目前已经具备了一个有相当业绩的团队；另外，投资人对资产类型的逐渐需求也得到了满足。但是，私募基金要在中国资产市场走得更远，还存在着一些障碍。第一，有限合伙的相关法规虽然建立了，但是没有细则。第二，合伙企业上缴的税款如何区分？投资人把钱交给基金公司，如果将来赚多少钱交多少税都模棱两可，那么融资规模就不会很大。第三，在机构投资人对资产类型的准入方面有所突破，责任应该放在这些机构里面，进行市场化的选择。第四，要建立一个相对具体的监管框架。